[DIGEST31]《弗洛伊德口误 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 知乎
英国作者乔尔·利维写的一本关于心理学名词、效应、实验的心理学科普书，由鲍冷艳翻译。这本书介绍了比较常见的心理学效应，如巴纳姆效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也介绍了一些心理学名词，如幻觉、恐惧症等，实验方面介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聪明的汉斯等，基本上都只是简单介绍，有的内容有进行简单分析，算是一本合格的心理学入门科普书吧——如果是对某个内容感兴趣，读者也可以自行去搜索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入探索。如果是想了解一些心理学基础知识，可以读一下这本书。
木匠环境和缪勒—莱尔错觉
该错觉由两条平行直线构成，其中一条直线的箭头往外指，另一条的箭头往里指。上面这条直线看起来比下面一条要长，但实际上，两条直线的长度完全相等。即使你知道这是错觉，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缪勒—莱尔错觉，或者说箭头错觉，这是心理学上最著名的，也是研究最多的课题之一。 1889年，一位尚不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兹·卡尔·缪勒—莱尔（1857—1916）首次描述了这种现象。随后，各种解释这种错觉的理论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连绵不绝。这其中，可能名声最大的要数理查德·格里高利的解释了，他认为这是“先整体后细节”的处理模式产生的效果。大脑中，“较高等级”的功能（比如知识和信仰等）在此发挥了作用，它会强加意义，甚至形成感觉，通过这种功能，对感知到的杂乱信息进行有效的塑造和重新梳理。根据这个理论，意识层面的洞察力就是一堆构想，不仅反应真实情况，也反应我们的预想、偏见和期望。在缪勒—莱尔错觉这个例子中，格里高利认为，我们的潜意识将斜线解读成了视觉上的暗示，就像我们看着一堵墙延伸到远处的角落（下图中的第一个箭头），或者从外面看盒子或建筑物，看着近距离的角落（下图中的第二个箭头）。因为前者看起来更远一些，如果在视网膜上形成相同的距离，那么从逻辑上讲，在现实中，前面的长度肯定也要更长一些。
但是，如果用圆弧代替箭头的时候，不管圆弧是处于线条两端的上方，还是下方，也会产生此类错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格里高利的理论就有些不扎实了。原因就是圆圈并没有给出相同的视觉暗示，但是错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说错觉的来源，以及产生感觉的过程本身，可能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里高利的理论得到了支撑。南非心理学家威廉·哈德森（1914— ）首次提出了“木匠环境假设”理论，该理论的大致说法如下：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中，到处充满了直线和直角的人工建筑（这就是所谓的“木匠环境”），只有来自这样文化背景的人们，才会产生缪勒—莱尔错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有一些部落，比如祖鲁族（zulu）和桑族（san），他们的文化中缺少类似“木匠制造”的人工制品，因此可能他们就无法接收到视觉暗示。显而易见，在缪勒—莱尔错觉中，这种视觉暗示起了作用。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些文化中生活的人们，不仅无法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用二维的方式表达三维的立体事物，而且图片中那些直线的含义，他们也无法解读，因此相对来说，他们不容易陷入缪勒—莱尔错觉以及相关的错觉。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关于感觉的本质，还有感觉的形成机制，“木匠环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
幻觉
在正常情况下，人能够产生某一感觉，都与某个感官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有关。即使外界的信息并不准确，也并非第一手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先有这类“外界刺激”，才能让人形成感觉。如果相应的外界刺激不存在，人凭空就产生了某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幻觉”。
Hallucination （幻觉）一词来自希腊文中的“aluô”，是“在思维中游荡”或“没头没脑地说话”的意思。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一种心理现象，得追溯到让-埃迪安·爱斯基洛尔（1772—1840）。爱斯基洛尔是一位法国医生，也是精神病学研究的先驱。在19世纪早期，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个饱受幻觉折磨的人，或者一个深受幻影困扰的人，即使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了某一种感知，但实际上此时，那种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感觉的外界事物根本不存在。”
爱斯基洛尔将幻觉（hallucination）和错觉（illusion）进行了对比，幻觉是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人产生了感觉；但是在错觉中，是存在某种真实的外界刺激，只不过是人的感觉出错了。
如果能够罗列出引发幻觉的各种条件，那么在理解“产生幻觉的原因”和“幻觉的运作机制”等方面，人们就能够查找到更多重要线索。比如，有时候，癫痫病患者或者偏头疼患者会产生幻觉，而且经常是在即将发作的阶段。这说明，幻觉就是即将发病的信号。通过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看出，幻觉与大脑特定区域活动的集中爆发似乎有关：比如，颞叶与听觉和嗅觉有关，如果颞叶部分的神经元细胞中的电流失控，那么，患者可能就会出现幻听现象，或者嗅觉出现幻觉。偏头疼患者在出现幻觉时，就会闻到烧焦的橡胶味，这说明大脑活动出现异常，这种幻觉就是马上要发病的征兆了。
通过这些病例可以进行以下推论：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异常活跃，可能是产生这些幻觉的原因。按精神病领域的一般说法就是，如果神经系统的某些部位或环节过于兴奋，或者受到“刺激”，那么人就会出现幻觉。如果大脑中有太多的“声音”，就会令人产生幻觉。这种关于幻觉产生机理的理论，其证据确凿扎实：如果集中刺激人的某一感官，或者用外界刺激让该感官不堪重负，那么人就会产生幻觉；比如在监狱里播放非常响亮的音乐，或者让囚犯们一直困在其他压力源中，囚犯就会产生幻觉现象。
不过，有时候，即使没有外界刺激，或者外界刺激异极低，人也会出现幻觉。比如，有一种叫作“剥夺感官”的实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的某个感官被剥夺了感知能力，随着实验的进行，这些实验对象会出现幻觉现象。另外，幻觉中还有一个非常奇异的分类，就是与截肢和瞎眼有关的幻觉。截肢者经常会患上“幻肢”综合征，该综合征是一种幻觉，就是截肢者觉得自己被截除的肢体还存在，甚至还能感觉到痒和痛。在盲人和聋人当中，都有病例报告表明有患者出现了视力幻觉或者听力幻觉（幻视或幻听）。几乎可以这样理解，此类现象就像大脑在进行“自我弥补”——用那些“本应”有的感觉来补偿“事实上没有”的感觉。比如，“查尔斯·班尼特综合征”就是一种视力幻觉，主要发生在那些患上视力退化病症的老年人身上。一位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他用自己祖父查尔斯·班尼特的名字来描述该病症，因此将该病命名为“查尔斯·班尼特综合征”。该病的特征是人眼里会出现异常的景象，比如看到别人梳着奇怪的发型，或者戴着奇怪的帽子。通过这些病例，我们得出幻觉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虽然人的正常感知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按理讲，就不应该产生感觉，但是大脑会自行采取“补救措施”，从内部让人产生了某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幻觉。
在大部分情况下，尽管那些幻觉看起来栩栩如生，但是患上查尔斯·班尼特综合征的老人们能够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场景。有时候，这类“你知道这是幻觉的幻觉”被称作“伪幻觉”。与此相反的是，对有些精神病患者来说，即使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场景不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也可能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幻觉是真正存在的。在精神病患者中，似乎普遍存在某些幻觉，于是这些幻觉就成了判断病情的症状。比如，有患者说“听到各种声音”，那么医生对患者和及其行为，就可以做出“幻听”的诊断了。有时候，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躁郁症患者会出现幻听现象，似乎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大声嚷嚷出来了。在这些想法中，有些是他们正在想的念头，也有些是延后的回音（想法的回音）。
其他引起幻觉的原因还包括：睡眠不足、处于被催眠状态、神情恍惚，以及药物作用。很多传统的迷药，比如裸头草碱（psilocybin）、 LCD、墨斯卡灵（mescaline）、印度大麻（cannabis）和麦角胺（ergotamine）等，这些东西似乎都能促使神经传递素大量分泌。接着，神经传递素发出大量脉冲信号，使得人的感知处理系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这样一来，人就处于了一种感知失调的状态。显而易见，此类药物通过这样的过程，戏弄了人体的工作机制。与此相对应，有时候，这类药物也被称作“致幻剂”。
心理防御机制
为了保护意识层面的思维，使其处于安全地带，远离那些会引起焦虑或不适的想法和感受，人们的潜意识会采用某种思维模式，或者进入行为模式，这就是心理防御机制。
虽然一开始，防御机制是精神分析学派在学理上使用的术语，但是通常来讲，在精神治疗的实践中，该术语受到广泛的认可。弗洛伊德是提出该术语的第一人，他将防御机制描绘如下：“自我”（意识层面的自我）对抗“本我”（在潜意识里，各种冲动莽撞、各种不可告人的动力和欲望组成的集合体）采取的各种保护措施。防御机制可以被描绘成某种形式的压制，也可以被解读成是对抗“认知失调”的策略（见上文）。弗洛伊德提出，如果防御机制运作失当，就会转化为神经衰弱症。
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1895—1982）一起描述和探究了防御机制的各种类型，特别是安娜，在她的《自我和防御机制》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 of Defence， 1936年出版）一书中，更是详细地论述了防御机制。其中有些说法在如今的心理治疗中依然大行其道，并且在大众文化中流播广远。
● 否认：面对某种令人不舒服的感受或者令人不快的真相时，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否认，比如恋情结束后，被甩一方总会表现出好两人的关系仿佛尚未终结。
● 合理化：事情败露后，为自己的行为或者观点找借口，比如有些吸毒人员被抓住后，会辩称是因为别人都吸，所以自己不得不吸。
● 推诿：将自己负面情绪或者孤僻执拗等负面性格都推诿到别人头上，比如一个悍妇欺负人，她反而去指责是因为对方太泼辣，所以自己不得不奉陪。
● 压制：在精神分析领域，压制就是指将各种糟糕的感受或者各种疑虑都驱赶到了潜意识中。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防御机制都是压制措施。
● 取代：将针对某种情境的不适感受转移到另一个情境中，即“替代场景”，比如将工作上的压力发泄到家里。在精神分析中，有些人和像自己母亲的女孩结婚，以此取代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
● 退化：人的行为或想法退回到了成长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回到了童年，因为小时候的生活更简单，麻烦也少得多。比如，如果别人批评你，你就乱发脾气；或者面对焦虑时，你会紧紧地抱住一样旧玩具。
● 升华：给心理压力找到更合意的宣泄渠道。比如，弗洛伊德据此进行推论，认为画家塞尚就是升华了自己的性欲，才拥有了恣肆的创作精力。关于艾萨克·牛顿，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推论。
安慰剂效应
某一种治疗方式或者一种治疗方式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积极”的疗效，而且不应被期待会产生某种疗效，这种方法或者方法的一部分就被称作安慰剂。
采用安慰剂疗法，可以减轻患者的病情，甚至改善其健康状况。安慰剂这个术语来自拉丁文，其原文的意思是“取悦”。中世纪的时候，在葬礼上，职业哀悼者都要唱一首歌，这是为亡灵写的祷歌，其中第一句就是：“Placebo Domino……”意思是“祈求主……” ，Placebo的用法可能就源于此处。安慰剂疗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不过最典型的要数糖丸或者盐水，病人相信这些东西里面含有药物。据说，从疼痛到心脏病，到疣，再到抑郁症，几乎在所有疾病和病症的治疗中，都存在安慰剂效应（又称假药效应）。
H.K.比彻在1955年进行了一项研究，随后，现在的人们才对安慰剂效应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兴趣。当时那项研究表明，在手术后的镇痛过程中，安慰剂的效力相当于56%的吗啡。从此以后，各种研究表明：很多病症，如果遵医嘱，使用安慰剂，有三成到四成的病人的病情得以改善，很多精神方面和生理方面的症候都得到了缓解，没有副作用、没有服药过量的危险，不用花钱或者花钱极少，安慰剂多少具备了“灵丹妙药”的气息了。罗伯特·巴克曼是一位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和节目主持人，他是这样描述安慰剂的：“在世界药典中，这是最包治百病、最灵活多变，也是最有效、最安全和最廉价的药品了。”
以上的各种情况引发了一种令人眩晕的悖论。从药品的伦理来说，似乎得说：治疗效果最佳，同时副作用最小，花费最经济的治疗方式，应该是医生首先采用的办法；但安慰剂疗法就是故意采用虚假的治疗方式，表面上却又弄得和真的一样，那么从道德上考虑，因为这是一种冒充疗法，所以就不能收费了。但是，如果不收费，就会对疗效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免费了，病人就知道是安慰剂疗法了，这样一来，安慰剂就失去疗效了。从道理上讲，如果能够不花钱，当然就不花钱，那么肯定要采取安慰剂疗法；但是这样一来，病人就知道这是一种虚假疗法，那么这种方法就无法奏效了。
安慰剂效应引发了几个问题。这种疗效是真的吗？它的工作原理如何？为什么它会奏效？有几项研究对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和效果，提出了责难。另外还有几个因素会增强虚假的安慰剂效果，比如，据说，疾病多少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在整个生病的过程中，病人有时候感觉更糟糕一些，有时候感觉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就是，病情最终可能会得到改善。另一个令人糊涂的因素就是“报告偏差”，比如，因为在潜意识中，实验人员想听到哪些话，病人就会想告诉他哪些话，所以病人就会说经过治疗后，自己感到舒服多了。
人们在被关注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就是霍索恩效应。最早，这种现象是在工人中间发现的。人们发现工人们在被关注的情况下，能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另外，在病人的镇痛报告中，人们也发现了这一点，就是说当研究对象受到实验人员关注时，特别是研究对象为男性的时候，这些人会忍受更强烈的疼痛。
但是，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安慰剂效应确实存在，其中有不少研究表明人的某些生理变化，对疾病的自然进程几乎没有影响，还有，“报告偏差”也同样几乎不影响疾病的过程。有一项研究，有人患上了疣子，研究人员用安慰剂涂抹患处，然后研究人员拍着胸脯说只要时间一到，颜色脱落了，疣子也就消失了，结果真的就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实验表明：如果采用了拮抗剂纳洛酮（naxolone）这种药物，那么镇痛方面的安慰剂效应会被抵消。
如果说安慰剂效应是真的，那么它是如何奏效的呢？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安慰剂讯息”：病人接受到一种信息，说这是一种管用的治疗方法。这种信息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传递，比如通过经验得出的感觉、明确的说明、理性的探讨、玄乎的推导、对权威的信任，还有医生对病人的态度（这点显得非常重要）。
纳洛酮产生的药效提示了在人体中可能存在某种机制，即镇痛安慰剂对人产生作用的机制。纳洛酮阻止了神经末梢接收到人体内的内生性麻醉剂，也就是内啡肽——这是一种神经传递素，是由人体内产生，该物质类似吗啡，也会对人产生像吗啡一样的麻醉作用。这种情况就说明了：安慰剂效应就是因为人体内大量分泌了这些内啡肽。人体免疫反应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发炎上火、伤口愈合、血液流动等，都牵涉到内啡肽，所以大部分或者所有可观察到的安慰剂效应，内啡肽可能就是其发生作用的关键。
解释安慰剂效应能够奏效的原因，就比较困难了。有人说，从进化的基本原理看，安慰剂效应就是人类一路进化过来，掌握了一项本领，就是能够挑选和评估外界的各种征兆（即，我们是否会变得更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改善？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线索，就是征兆），然后人类利用这些征兆去掌控各种资源，以期在治愈过程中达到想要的结果。
如果人体提高免疫反应的活跃度，以期更快地恢复健康，那么就需要耗费生理上的资源，也就是要消耗体能；反之，人体通过减缓复原的速度，或者让疾病顺其自然地自生自灭，从长远来看，这是为了减少体能消耗，所以对个人来说，对病症的预断越粗陋越好。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有关安慰剂的预言中，比如“我是一个有本事的郎中”，“这个药的药效很好”，“医院会让你的身体好起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暗示都是良好的预断，于是，病人在精神上产生了呼应，为了快速地复原，大脑就组织起了各方面的资源——所以，就有了安慰剂效应。
关于安慰剂效应，还依然存在其他问题。为什么相同的安慰剂疗法在不同的文化里，出现的效果会不同呢？比如，在德国，对胃溃疡采取安慰剂治疗方式，治愈率高达60%，但是在巴西，治愈率则只有7%；与此同时，对高血压采取安慰剂疗法，在德国的有效率比别的地方都要低。
巴纳姆效应
巴纳姆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接受，将一些泛泛而谈的话当作针对个人的准确描述，尤其是那些阿谀奉承的内容。
“巴纳姆效应”或者“巴纳姆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个人验证方式的谬误”，它的名称源自美国人P.T.巴纳姆（1810—1891），他是19世纪的一位江湖艺人和骗子。“巴纳姆效应”这个专有名词涵盖了他的两句名言，一是“我成功的秘诀就是对每个人都说一些他们爱听的话”，另一句就是“这世上，每分钟都有一个笨蛋出生”。那些典型的具有巴纳姆效应的描述方式，可能显得细致入微或者看似对症下药，但实际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外加自相矛盾，这样一来，就成狗皮膏药了，万试万灵。不管占星师、巫师和算命先生这些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这种现象，外加冷读术和其他把戏（详细内容见后文），来引对方入彀。
1949年，美国心理学波特拉姆·富勒（1914—2000）做了一项实验，首次演示了这种效应。具体过程如下：他给大学生们发放了描述他们个性的档案，据说这份档案是根据他们先前做的一项测验得出的结果。实际上，档案里的内容都是从占星书里摘录的，还有，所有参加实验的人拿到的档案都一模一样（下文中列出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看看第十一条，简直就是一条通杀八方的绝佳例子）。富勒要求拿到档案的学生们都“根据五分制打分，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描述揭示了你的基本个性”，他们大多都给出了四分。虽然，富勒没有提及巴纳姆，但在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保罗·爱富瑞特·米尔（1920—2003）已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巴纳姆效应”。
了解“巴纳姆效应”的原理并不难，但是如何抗拒“巴纳姆效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人格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因为巴纳姆效应会动摇心理学的根基——本来，这根基有时候就显出一副摇摇晃晃、岌岌可危的样子。不过，他们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现在能给出的最好建议也就是：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巴纳姆效应的存在，并且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被恭维之语忽悠进去。
下面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1. 你现在很需要别人的爱慕和崇拜。
2. 你经常对自己要求太苛刻。
3. 你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这些潜力也没有转化为你的优势。
4. 尽管你的个性中有一些弱点，但是你通常都能够克服。
5. 你现在的性生活有些不和谐。
6. 你外表看起来严谨克制，但在内心深处，你容易变得忧心忡忡，并且缺乏安全感。
7. 有时候，你对自己的决定或者曾经做过的事情，会产生深深的怀疑，无法肯定对错。
8. 当你感到被各种规矩和规则束缚住，感觉动弹不得的时候，就会变得不满足，于是，你会更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使其更加丰富多彩。
9. 你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并引以为豪；同时，如果没有令人心悦诚服的依据，你根本不会接受别人的言论。
10. 你已经觉察到，向他人过于坦白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行为不太明智。
11. 有时候，你是一个外向的、友善的，并且乐于交往的人，但有时候，你又是一个内向的、谨慎多疑和沉默寡言的人。
12. 你有一些野心，但这些心愿很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切实际。
13. 生活中，你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拥有安全感。
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又被称为“气氛效应”和“晕轮错觉”，就是一个人在看待他人和事物的时候，因为对方曾经做过的某一件事情，或者该事物具有某种特质，能让自己心怀好感，所以，尽管令人产生好感的特质与其他特质，可能并没有切实的关联，但是，人还是让这种好感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倾向于对其他特质也一并产生好感，这种倾向就叫作“晕轮效应”。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帅哥，于是，周围的人可能就会把其他优点都按在他的头上，比如聪明、有魅力、有能力等等。与“晕轮效应”相反，就是所谓的“号角效应”或者“恶魔效应”。“号角效应”就是一个人看待人和事的时候，因为对方的某一点让自己反感，所以他或它的其余方面，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倾向就是“号角效应”。有时候，人们管这种倾向叫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瑞克·莱曼·威尔士（1884—1964）首次提出“晕轮效应”的概念。但是，一直到了1920年，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戴克（1874—1949）才正式引入了“晕轮错觉”这个名称，并且明确了其含义。现在人们在各个领域中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效应，比如教育、营销、商业和性格测试等。比如，同样一份作业，老师们就很可能给自己眼里的好学生更高的分数，那些顶着差生帽子的学生得到的分数就要低一些。由于品牌释放出了“晕轮效应”，消费者很可能就此做出消费决策（举例说明，苹果电脑的粉丝可能会去买一台来自同一公司的电视机，只是因为它们都顶着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当进行员工评估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去提醒那些经理们，让他们小心“晕轮错觉”或者“号角错觉”。比如，人们常犯的错误就是：经理们会认为某个拥有工程学学位的人，将来一定能胜任经理的位置，或者经理们断定一个喜欢和别人来往的人，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销售人员。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那些性格测试分数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如果事先接受训练，人们就会注意该问题，这样有助于克服“晕轮效应”了。但是回到起点，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晕轮效应”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晕轮效应”以及各种知觉偏差现象，反映了人类在推理、判断和感知等过程中，有一种“想当然”的本质特征。“想当然”的意思就是“经验法则”，也就是人在识别行为中抄捷径：面对纷繁杂乱的外界信息，人要迅速地做出决定，为了节省时间，就要走这种捷径，同时，为了生存和成功，“经验法则”也是人类的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进化的过程支持人类形成“想当然”的偏见，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偏见形成了诸如“晕轮效应”之类的现象了。
失言——弗洛伊德口误
失言是一种隐含着其他内涵的错误言辞，尽管有人称其为弗洛伊德口误和记忆力衰退，而事实上就是指一不留神说错的话。
弗洛伊德口误与单纯的口误不同，前者的特点是，尽管这是一种无心的失言，但并非纯属胡言乱语——至少，根据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这种失言另有乾坤。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就是各种火热、沸腾的念头的集聚地，这些念头太危险、太令人羞耻，也太无法无天了，所以潜意识要被牢牢地看紧，一刻也不能松懈，不能让这些念头跑到规规矩矩的意识层面来。人格就像冰山一样，很大一部分都深埋海底，在海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另外，虽然在意识层面，人们无法“看到”潜藏着的这部分潜意识人格，但是这部分人格犹如地球引力，会产生惯性作用，甚至能掌控着意识层面的思维。一个简单而又显而易见的小小失言，可以成为一扇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黑魆魆的潜意识，同时借助“失言”这个工具，撩开潜意识控制机制的面纱。弗洛伊德管失言叫“fehlleistung”（德语中的一个词汇，详见下文）。在当代的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口误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作“parapraxis”，这是由詹姆斯·斯特拉齐借用希腊语词根铸造的一个词；由于弗洛伊德著作的那些标准英译本都是通过斯特拉齐翻译的，所以他的影响极大。批评人士一直抱怨，斯特拉齐采用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行话，实际上丢失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很多韵味，也改变了弗洛伊德文章的风格。
事实上，批评人士对“parapraxis”的整个概念都存在很多疑窦，至少他们的理解与弗洛伊德有很大的不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几乎所有的失言都揭示了行为人内心正在涌动着的潜意识情结。但是，当代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他过于上纲上线，过分地解读了某些简单的认知行为上的小纰漏。我们思维中的很多过程都是自发的，即，人在意识到事情之前，大脑已经是自顾自地运作着，所以，如果一个人从未犯过这种毫无意义的错误，那才更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举个例子，有时候，人们说错了词或者发错了音，只不过是因为那个错词或错音听上去更自然一些，或者更顺口。
斯坦福监狱实验
该实验又名“兹班铎”监狱实验，因为该项研究的负责人是菲利普·兹班铎（1933— ）。这也是心理学上最有名的实验之一。
兹班铎对暴力行为的心理，以及人们行为所具备的社会责任等问题，都很有兴趣。通过改变各种变量，他进行了一系列“米尔格拉姆权威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兹班铎发现，当人们穿着实验室衣服，戴着实验室兜帽的时候，更有可能对实验对象进行更严酷的电击；而当人们穿着日常衣服，佩戴着有大姓名签的胸牌时，他们对实验对象的电击程度就比较轻浅。
从这点出发，他继续深入地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该实验将审视人们在监狱中会如何行事。关于监狱，一直流传着很多狱卒虐待囚犯的故事——通过实验，他想了解产生狱卒实施虐待行为的原因。也就是说，那些选择狱卒这个行业的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内心邪恶的人，才做出了这样丑恶的行为吗？还是多少得怪囚犯们咎由自取？实验的结果表明，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变量，也就是机构本身，即监狱引发了暴力行为。
1971年，兹班铎刊登了广告，招募一些年轻男子参加一项监狱实验，报酬是每天15美元。实验开始前，实验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内容涵盖广泛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他们都是一些心理健康的人，然后进行随机指派，让一些人充当囚犯，而让另一些人担任狱卒。一旦他们同意参加该项目，那么充当囚犯的人就会在家中“被捕”，然后他们就要像真正的罪犯一样面对各种遭遇：他们要按指印和花名登记，还要脱光衣服然后接受除虱子的程序，再然后，这些人要听从安排穿上囚衣，并且按照各自头型的大小，戴上尼龙帽，而且他们的脚踝处会被铐上脚镣。
他们被囚禁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被腾出来布置成像一所真正的监狱：里面的门和窗都装有栅栏，各个小隔间全部一览无遗，还安排了一间“禁闭室”。不过，实验开始前，所有的参加人员都得到告知，就是他们有权随时叫停，并且离开。与此同时，囚犯们和狱卒们都得到一样的信息：所有的角色分配都是随机的，因此，他们都知道所谓的囚犯们并没有真的做错事。
“狱卒”们拿到了浅褐色的制服、警棍和墨镜，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就是让囚犯们待在牢里，除非有囚犯不安分，他们可以动粗外，其他时候都不许采取身体上的暴力行为。然而，也就过了几个小时，狱卒们的角色开始变得带有暴虐色彩了，他们辱骂囚犯们，并且由于囚犯们拒绝离开各自的牢房，于是，狱卒们采取强制措施镇压了这场“叛乱”。
很快，这两组人员各就各位，都陷入老套的角色中了，也就是说狱卒们变得盛气凌人、残酷，逐渐嗜虐成性，另一边的囚犯们变得被动、沉默寡言，逐渐逆来顺受。囚犯们似乎忘了他们有离开的权利了，对那些狱卒们自己炮制的规则和规矩，也统统照单全收。另外，如果他们提出“假释请求”遭到拒绝，他们也没有反抗，都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有一个囚犯进行绝食抗议，接着就被关了单独禁闭。狱卒们开始设计羞辱某些特定的囚犯们（采用的手法有捆绑，往这些囚犯的头上套袋子，并让他们一直做俯卧撑）；另外，在这些狱卒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切切实实地表现出了虐待狂倾向。有些囚犯在情感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于是他们不得不被送走，与此同时，尽管该实验原先安排要进行两个星期，但六天之后，兹班铎关闭了实验用的“监狱”。
在当时，斯坦福监狱实验就存在很大争议，现在也是如此，有人从道德角度出发提出了批评，也有人认为该实验没有事先给予足够的告知并得到参与者的同意。兹班铎辩称，如果考虑到他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按道理来讲，他就无法事先得到参与者的同意。
这个实验，强有力地证明了以下结论：一个人在某一机构中进行的各种行为，与此人的个性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兹班铎将招募到的人员随机划分成实验组，就已经控制住了“人的个性”之类的变量。确切地说，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通过场景布置和“角色”定位，机构本身的性质对身处其间的各个“演员”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人们身在机构中，比如说监狱之类的，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似乎遵循了某一种“心理定式”。而且，大家本来都想当然地以为“机构是理性的组织”，但是这种心理定式很可能与这种想当然唱起了反调。不过，这个实验看来也弄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非常简单，任何人只要戴上一副墨镜，穿上一套制服，都有可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虐待狂。
也许这个实验本身不够强悍扎实，无法就此得出以上结论。另外，该实验的样本规模相对偏小，而且实验也没做完，也没能够恰当地重复几次。 2001—2002年，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基础上，人们又进行了一项研究，同时BBC录制了实验经过，但是实验结果差异很大，而且人们还发现两次实验出现的情况，根本无法拿来进行比较。
催眠
催眠会让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被催眠者会产生诸如神情恍惚和易受教唆等特征。现代人对催眠的定义，是将其描述成一种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的关系（催眠师和被催眠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关系可能或者未必能够表现出一种已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
在所有的人类文化中，整个历史上，类似催眠或者与催眠有关的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通常来说，催眠或者与催眠有关的现象，都是在发生在宗教场合或者神秘环境中。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催眠，其源头是麦斯麦术。
18世纪，奥地利医生弗兰兹·安东·麦斯麦（1734—1815）声称，天地之间，有一种被称为“动物磁力”的流动力量，无论任何人都会放散出一种磁石的流质，而且都可以随意运用这种流质影响他人的精神和肉体。如果该力量确实能够被操控和引导，就能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临床实验时，用磁石按摩人们的身体，通磁于他们身上，或以自己作为磁力的源泉，发现常会使患者发生现代所称的催眠状态。法国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委员会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麦斯麦的理论毫无根据，其效果完全是想象和暗示的产物。不过，麦斯麦揭示的现象，一直让人们非常感兴趣。 19世纪，苏格兰医生詹姆斯·布雷德（1795—1860）提出了“催眠”这个术语，该词源自希腊语，意即“睡眠的状态”。另外，在精神病学的发展历史上，催眠在实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夏科、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都采用过催眠术，而且，催眠术促使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潜意识的理论，他指出了潜意识在心理活动中的角色。 1933年，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通过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催眠产生的效果是真实的、可验证的，包括麻醉、止痛和遗忘等所有步骤，都可以重复进行。后来，催眠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精神治疗到美剧《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中的情节，从休闲节目到采用另类疗法的时髦生活方式，再到对被外星人绑架问题的研究中，催眠无处不在。不过，几乎所有的例子都存在争议，而且里面充斥着各种错谬的观念。
弗洛伊德很快就摈弃了催眠的理论，他的理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催眠的影响。从那以后，人们对催眠术能够产生的效果进行了等级划分，结论就是，人群中大概有15%的人能够抗拒催眠，还有大约15%的人特别容易被催眠。每个人对催眠的易感程度都是稳定不变的，因此说明“能被催眠”是一种性格特点。如果人相信催眠术，相信自己在催眠中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这就说明他能够被催眠了。换而言之，一个人只要相信催眠术，就是催眠术能够发挥作用最有力的预兆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催眠是真的，即，有人就是不相信催眠后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真实的意识状态。如果说催眠后呈现出的状态是一种真实情景，那么，这种说法与催眠术在大众眼中的形象不符。因为人被催眠后的感受经历，非常奇特诡谲，所以在大众眼里，催眠是一种异术，甚至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用J.F.凯尔斯壮的话来说就是，“催眠与人们主观上的相信程度有关，它近似于幻觉，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无意识状态，接近被强迫”。然而，对这些说法，越深究就越发觉它们不可信，于是，很多研究者认为，人们在催眠后的状态并非意识的特殊形式或者变形的意识形式。
对于催眠的这种“非意识状态”的说法，可以用“社会认知假说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催眠是通过某种人际结构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在双方的关系中存在一种“可习得”的行为；双方心照不宣地利用这种行为，最后就出现了互相配合的默契情景。现在我们用戏剧舞台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被催眠者像演员一样，他身处某一场景，跟随某个充满着暗示的脚本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个场景中，他根据暗示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符合预期的，也是被允许的。
舞台节目的特点就是演员根据剧本设定的场景进行表演，所以演员在上台后，能够进入表演状态，也可以说他们是进入了某一种被催眠的状态。现在，我们回到精神治疗的问题上，精神治疗中采取的催眠方法也具有这个特点。在这个范畴中，催眠只不过是安慰剂的一种形式，同样具备以下条件：各种示意、一个具有跃跃欲试的客户，外加诊所的环境。有了这些条件，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系统，而且，从表面上看，这个系统貌似条理清晰、符合逻辑。在大众观念中，很多关于催眠的说法都是以讹传讹。比如，一般人会认为催眠能够提高记忆力或者唤醒回忆，但实际上，催眠无法做到这两点；而且，真实的情况是，利用催眠“唤回”的回忆充满了危险性和危害因素，并且会导致被催眠人出现“错误记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违背被催眠人意志的催眠；而且，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催眠师控制了整个过程，但实际上，被催眠的人并没有被变成无意识的傀儡。
但是，催眠还有另外一面。在正常情况下，有些状况很明显是属于人体的运作过程，通常情况下，这些过程都是自然而然地、在无意识地情况下进行的。比如，人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血管舒张，也就是说，人无法通过意识来控制自己血管的流量，但是有一点很奇妙，通过催眠，被催眠人就能够控制这个过程，以及控制类似的人体运作。因此，综上所述，从这类效果上看，我们似乎觉得通过催眠，人能够进入某种其他的意识形态方式，也就是说关于催眠的“意识状态理论”，某些方面可能是真实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在催眠的过程中，还真的发生了一些奇特、值得注意的事情。
需求层次理论
亚布拉汉姆·马斯洛（1908—1970）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第三种力量”[1]这一领域，他的影响甚广。
在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他努力熔铸一种更具人本主义色彩的研究方式，这种运动就是大家所说的心理学的“第三种力量”，这也开启了重新定位心理学的历程：心理学的目标转向了人类的幸福和福祉。现在，积极心理学（在个人成就、专业建树和心理健康等方面，人要形成乐观积极的态度，这就是积极心理学）大行其道，该心理学流派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追溯到马斯洛的学说。依次追溯下去，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有荣格关于个性形成的理论，以及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有当时大受追捧的行为主义理论，马斯洛刚开始从业的时候，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行为主义者的那些专家感到非常不满，于是开创了自己的理论。
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就是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阐述了控制人类行为的各种需求，以及由各种需求产生的不同的个人价值，还有这些需求引发的人们的各种认知和行为。根据马斯洛的说法，人类既有较低层次的需求，或者说是满足基本“匮乏”的需求，也有较高层次的需求，或者说是追求“成长”的需求。基本需求包括免于饥渴，要有栖身之所，有安全感、有归属感和被他人所爱，还有自尊等。人追求成长的需求则被归纳到“自我实现”的类别里，“自我实现”一词最早是由库尔特·格德斯坦（1878—1965）提出的。格德斯坦为了描述他认为的人心中唯一的真正动机，于是提出了这个词，而且他的理论基础是荣格关于个性的理念。
一个人要想成功地做到“自我实现”，需要很多条件，比如公正、人格完整、长相俊美、有特别之处，还要有主见。单就对个人的品性来说，“自我实现”也有各种要求，如需要这个人具有一种冷静的幽默感，交友倾向少而精，能对抗外界的压力，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而不仅仅是能应付环境。马斯洛还意识到有一些需求的层次，比“自我实现”还要高，比如探索发现、超凡入圣和美。如果能满足人在这个层面的需求，就会带来巅峰体验：那些超凡入圣的时刻会带着一个人超越“自我实现”的层面，进入了马斯洛所谓的“Z”领域——这个领域超越了空间和时间，其特征就是，人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一种自然而然、充满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有时候，巅峰体验又被称之为“万能感”（oceanic feeling）。
马斯洛学说体系存在几个问题。有一个被称作“社会分析”的学派，该学派的理论凸显了“归属感的需求”和“自尊”这两者之间的龃龉，也就是说“跟随”和“带头”这两者具有不兼容性——前者强调“顺从”和“一致”，后者定会排斥这两样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跟随”和“带头”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社会张力，甚至对于那些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世故练达的人，当他们碰到需要平衡“归属”与“自尊”的时候，也会产生紧张感。
聪明的汉斯
聪明的汉斯，也就是德语里的“der kluge Hans”，指的是一匹马，显而易见，这匹马在接受了训练之后，能听懂人说话，会做算术，甚至可能会察言观色。通过进行“控制周围因素的实验”，揭示出了以下现象：这匹马根据提问者给出的肢体语言暗示做出回应，以此来模仿理解行为。这种实验效果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聪明的汉斯效应”或者“聪明的汉斯现象”。
大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退休的德国数学教师威廉·凡·奥森（1838—1909）在埃尔伯菲尔德城训练了汉斯。 1901年，汉斯登上了世界舞台：它能够进行相当复杂的算数（比如开平方根），通过轻轻敲打自己的蹄子告诉大家答案，这项本领让所有参观者都啧啧称奇。甚至是凡·奥森不在场的情况下，这匹马的表演也获得极大成功，于是，那些心存怀疑的人都闭嘴了。为了解释汉斯的超凡本领，各种理论也是层出不穷，包括动物的高智商水平和心灵感应。汉斯只不过是几匹“埃尔伯菲尔德城的马”之一，这些都是根据卡尔·克拉尔的理论训练出来的马匹。卡尔·克拉尔是一位性格古怪，但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动物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很快在德国流行开来。还有一匹“埃尔伯菲尔德的马”，名叫穆罕默德，据称能开立方根，会评论音乐，还会拼写。甚至到后来，用克拉尔的模式，人们还训练出了一只“聪明”的狗，据说它会进行哲学思考，以及欣赏文学作品。
但是，在1904年的时候，心理学家奥斯卡·芬格斯特（1874—1932）对汉斯进行了研究。为了控制各种实验因素，他采用了多种巧妙的方式。比如，芬格斯特让一个人在汉斯的右耳嘀咕一个数字，然后又让另外一个人在它的左耳里嘀咕一个数字——这样一来，这两个做实验的人无法知道两个数字相加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汉斯就无法表演了，所以，由此证明：汉斯所做的就是一直轻敲蹄子，直到提问的人下意识地给了它暗示——通过微妙的、不出声的信号，诸如改变姿势等方式，有了这些暗示，汉斯就知道要停下来了。芬格斯特观察到提问的人会无心地给出暗示，他甚至还清晰地阐述了整个机制：提问的人结束问题后，等着汉斯开始回答；这时候，他的视线就会从平视变成低头看汉斯的蹄子。当汉斯敲到正确答案的时候，提问的人一般就会站直了，然后改变呼吸模式。凡·奥森戴着宽沿帽，更容易放大头部任何细微的活动，可能就是这样帮他的马匹们学会了捕捉肢体语言的暗示。
在研究动物智商的领域，以及研究人与动物交流的领域中，“聪明的汉斯”效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况持续蔓延，并且搅乱了有关研究，比如，黑猩猩用手语交流的能力。针对患有孤独症和交流有缺陷的人群，有一种治疗方法叫作“器材辅助交流法”；在关于这种疗法的各种谈论中，“汉斯效应”也扮演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角色。在进行“器材辅助交流法”的过程中，给那些原先无法交流的人们提供器材，比如键盘、画板和综合器材；接着，显而易见，那些人似乎表现出了更高的智商以及/或者更好的语言水平。但是，在进行“器材辅助交流法”的因素控制研究中，由于器材提供者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反应/暗示，人们会发现某种形式的“聪明的汉斯”效应起了作用。对那些会引起反应的刺激源，如果器材提供者处于“盲目”状态的时候，换而言之，就是提供者无法给出暗示的时候，那些残障人士的表现就有失水准了。
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在设计实验的时候，像“聪明的汉斯”之类的现象，也被称之为“罗森萨尔效应”（“罗氏效应”），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要事先采取预防措施，诸如保证双方都不能看到对方给出的信号（实验过程中，无论实验人员，还是接受实验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实验人员就会在无意间影响实验结果，污染实验成果。
艾瑞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
在“后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分析领域中，艾瑞克·艾瑞克森（1902—1994）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人生八段论”，对心理学和更大范围的通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艾瑞克森原本是一所文科类院校的老师，后来才投身于弗洛伊德阵营的研究工作，并且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协会”。他对儿童发育问题特别有兴趣，但在心理学上，他最著名的贡献要数他提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在整个生命过程存在不同的心理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
除此之外，艾瑞克森还提出了“自我心理学”，这是关于心理结构和心理功能的学说。比起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理论，他提出的“自我心理学”要乐观多了。
“自我心理学”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在心理的形成过程中，个人和环境（社会）的相互影响同样重要。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更具人文主义色彩，他认为面对冲突时，人的“自我”就处于改变和成长的关键点；同时，他也认为：当人们面对这些关键点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心理危机。
艾瑞克森提出的这个理论，阐述了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从幼年到老年的各个阶段会遇到的各种关隘。在每个阶段，每个人都得解决好一对矛盾。每对矛盾都处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夹击中，或者是两种不同的动机产生的矛盾。而且，每个阶段的最后，人们都会得到一个结果，要么是获得了特定的“自我美德”，要么就是心灵受到了创伤，各个阶段如下。
● 幼儿早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如果前者胜出，幼儿就会产生希望。
● 幼儿后期，“自主”对“羞耻”、“怀疑”，如果前者胜出，儿童就会产生意志。
● 儿童早期（学前阶段），“主动”对“内疚”，如果前者胜出，儿童就会产生决心。
● 儿童中期，“勤奋”对“自卑”，如果前者胜出，儿童就会培养能力。
● 青少年期，“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如果前者胜出，青少年就会产生责任感。
● 青年时代，“亲密”对“孤立”，如果前者胜出，人就学会了爱。
● 中年时期，“推陈出新”对“故步自封”，如果前者胜出，人就学会了关怀。
● 晚年时期，“自我完善”对“内心绝望”，如果前者胜出，人就拥有了智慧。
艾瑞克森围绕着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提出了各种观点，其中有些观点逐渐在通俗文化中流行开了。特别是其中一个观点，就是青少年要经历的“青春期身份认同危机”，其具体的含义就是在这个阶段，青少年想要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值得了解的观点，比如，他提出的“社会心理延缓期”，就是在不同生活阶段的转换过程中，人需要抽身一段时间，暂缓成长的进程。如果有了这段延缓期，那么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出现断层，能保持平稳流畅。比如，现在流行的“间隔年”，即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先花上一年的时间到处旅行，随后再投入相对刻板的职场和家庭生活，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做一颗循规蹈矩的螺丝钉。
莱因的反精神医学
苏格兰人罗纳德·大卫·莱因（1927—1989）是一位精神病专家，同时也是社会批评家、作家和哲学家，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精神病专家。
他是“反精神病学运动之父”，这场运动挑战了关于精神疾患及其治疗方式的传统观念，而且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激起了共鸣，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
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是一家在精神分析领域非常有名的中心机构，莱因曾在这里做培训工作，之后，他和其他一些同事共同提出了一些反精神病学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疯狂是一种社会构造物——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比如，他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就是，一种针对荒谬环境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在家庭中，反抗那些拧巴的交流模式——举一个经典例子，有这样一句话：“你不爱我，你只是假装你爱我。”这句话同时表明的两点：对爱的要求和对爱的排斥；对某些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解释其病因。根据反精神病学的理论，患者经历精神分裂的过程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转型。
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观点里，精神病被视为一场类似萨满教狂热发作的过程——人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累积了重重压力，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的压抑感受。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精神病治疗方式是泯灭人性和压制人性，带来了相生相克的一对灾难性的后果，即精神病学压迫和精神病学依赖——这两个结果使得人们无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反精神病运动属于标准的反文化运动，但是那些抨击弗洛伊德精神疗法的保守论调与该运动的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当时，从源头上攻击精神病学，并非仅仅就反精神病学运动这一家。匈牙利裔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萨斯（1920—2012），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尽管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来说，萨斯是一个凌厉的对手，但是他也抨击精神病学在道德、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各种生物模式都存在不合理延伸，扩张到了心理学领域，精神疾患就是心理模式的不合理延伸。
在精神病医生大卫·库珀的手里，这场“反精神病学运动”最终尘埃落定，也就是说库珀是这场运动的殿军人物。库珀和莱因合作，共同致力于伦敦东区的金斯利社区计划。这项计划野心勃勃，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等级的社区。在这里，治疗师们可以和精神疾病患者毗邻而居。从1965年开始运作，一直到1970年，金斯利社区就一直饱受争议，并且，后来在1971年，有杂志刊登出了一篇文章《玛丽·巴尔内斯：关于经历疯狂过程的两种说法》，该文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就是玛丽·巴尔内斯，她是住在该社区的一个病人，另一位是她的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波克，随着此文的发布，很多人更加认为该社区疑窦丛生。
就是在这期间，莱因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了，即《经验的政治和天堂里的鸟儿》（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该书批评西方社会，认为各种压抑人心的价值观导致了大范围的不幸福感。 1968年5月，各地都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该书出版在前，也就是作者提前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同时书中弥漫的情绪也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氛围。书中的第一部分是《经验的政治》，从事文化研究的演说家马克·帕特森说这部分的特点就是“貌似格言的说话方式”（举一个例子，“我们想要历史的全貌，而不是仅仅想知道更多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书的另一部分就是《天堂里的鸟儿》，这是一首散文诗，帕特森形容这部分“既吓人，又好玩，还经常装腔作势，外加宽容纵溺的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反精神病学运动是在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手里终结的，因为采用该运动的治疗技术，人们无法减缓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痛苦。然而，在“费城协会”这样一家莱因式庞大机构的主持下，几十年来，类似金斯利社区的组织逐渐蓬勃发展。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反精神病学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它的影响深远，而且彻底扭转了人们看待精神疾病及其治疗方式的态度。
心有千重结
**第一，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中外心理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类似。**比如，关于“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是这样描述的：“自我”用“心理防御机制”对抗“本我”。这样的表述到了中文语境，多少有些玄乎的感觉，但可以用一首古诗来进行形象的描述，我挑选了唐代诗人金昌绪的《伊州歌》，原诗如下：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诗中的少妇娇俏可爱，但她的心思和举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她把闺中寂寞的责任推到黄莺儿的身上，让自己的情绪有了发泄口。
只是，人的心理有很多种防御机制，上述诗歌中的这种属于无伤大雅的类型，但有些防御机制就非常复杂，而且会在现实生活中惹出不少麻烦，比如“错误记忆”。虽然错误记忆并非都是防御机制的产物，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人为了某种目的扭曲了记忆。
第二，心理学不能成为人们推脱责任的借口。
心理学的真正目的是探究人的精神世界，试图找出其中的运行规律，但在实践过程中，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有人会借此试图为各种错误行径开脱。关于这个问题，书中讲到了莱因的“反精神病学运动”，里面牵涉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反精神病学运动”也出现了纰漏，但是他提出的理念影响极广。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人说，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压力真是太大了，从“前工业化国家”要转变成“工业化国家”，这项工作尚未完全就绪，马上又要转型成“信息时代的国家”。在如此剧烈变化的年代，做好人们的心理疏导工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如果人犯了错，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了伤害，那么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个年轻的母亲长年吸毒，根本无法承担为人母的责任，终于酿成了惨祸。记得当时曾有律师辩称，这位母亲从小没有得到别人的爱，所以她不懂爱，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辩解。我不能说律师的话毫无道理，但是心理归心理，法律归法律，不能用心理问题为借口，混淆是非对错。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比如关于“认知失调”理论，就有人批评这不过是“心中有愧”的表现形式罢了。
虽然，从真正的科学意义上讲，心理学还存在某些缺陷，其根基也不是很稳固，比如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马斯洛学说，并不是特别符合科学的特性，对此，在有关章节中会有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心理学一直努力向科学靠拢，也尽量通过设计精准的、严谨的实验，来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比如巴甫洛夫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总之，通过这本书，希望能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并且消除一些长久以来的误解。